当代两岸高校的客家研究
吴福文1 王贤淼2
摘 要：两岸高校不仅是当代客家研究的播种者，也是当代客家学复兴的实践者，同时又是当代客家研究重要延续者和主力军。两者的客家研究方式和形态，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这主要是因实践者多为客籍人士和两岸不同的社会现实所致。
关键词：当代两岸 高等学校 客家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先后由粤东、闽西高校的部分教师重视客家文化研究和台湾一群知识分子创办《客家风云》杂志并随后发起“还我母语”大游行以来，两岸的客家研究如星火燎原，不仅很快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1]，而且迅速影响到两岸客家地区和有关高校，其中特别是高校，已越来越发挥出客家研究的主力军作用。
一、实践脉络
正如客家研究的发韧和初步总结，分别出于清嘉庆年间执教于广东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和民国燕京大学的罗香林一样，当代两岸的客家研究也始于高等学府。据台湾大学邱荣举教授介绍，早在1987年，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的曾振名教授就在其所在院系开授了“客家研究”课程[2]。由此可见，曾振名教授从事客家研究不迟于1987年。可惜当时两岸交流尚未开禁，又缺乏媒体的报道，因而大陆乃至世界对此都鲜为人知。大陆高校涉足这一领域，最早是粤东嘉应师专(今嘉应学院)和闽西龙岩师专(今龙岩学院)的教师[3]。其标志是于1984年及随后，嘉应师专教师杨宏海创办《客家民俗报》并发表《黄遵宪与民俗学》，和龙岩师专教师吴福文为中央电视台侨台港澳部(即今CCTV-4前身)撰写专题片《客家风情》、发表《客家歌谣民俗价值试探》并与人合著《闽西风物志》等[4]，以及他们在各自任教的学校为学生社团讲授客家民间文学。随后，由于龙岩师专有一群包括校长李逢蕊在内的毕业于华东师大的教师，接受了著名史学家、华东师大教授吴泽的指导，在龙岩师专先后设立胡文虎研究室和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室，并于1989年与华东师大史学所合作，出版《历史教学问题》增刊“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二辑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更名为《客家学研究》)。此刊在龙岩编辑出版时，恰逢吴泽教授来岩被新华社福建分社对外部主任刘国柱获悉并接受专访，随即以新华社通稿《大陆兴起客家学研究热潮》发布，结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获得客籍党政和商界要人如陈丕显、肖克、杨成武、叶显平、曾宪梓、胡仙等人的高度赞赏和大力支持。从此，大陆客家地区和有关高校便纷纷关注并重视起客家问题的研究。
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大陆开展客家研究较出色的高校，除了龙岩师专、嘉应师专和华东师大外，还有深圳大学、江西师大、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赣南师院等，其中龙岩师专的李逢蕊、吴福文、张佑周，嘉应师专的杨宏海、刘南彪、房学嘉，华东师大的吴泽、王东、王界云，深圳大学的张卫东、刘丽川、王洪友，江西师大的汪祖德、许怀林、王东林，中山大学的陈胜麟、张维耿、杨鹤书，厦门大学的孔永松、蒋炳钊、郭志超，赣南师院的罗勇、林晓平、李联春等，都是当时客家研究界的活跃人士甚至中坚人物。他们中许多到现在还执着于客家问题研究。台湾方面则有台湾大学、台湾师大、台北师院、高雄师院等，其中当时台湾大学的邱荣举、台湾师大的徐胜一、台北师院的罗肇锦、高雄师院的钟荣富等，是同行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大陆高校的客家研究及其教学实践，相对偏重于客家历史、语言、文化、民俗等；台湾则主要侧重于语言方面。主要活动和成果，大陆有深圳大学编辑出版《客家研究》第一辑(1989)并在中文秘书89级开设“客家研究”和“客家文化”课程，华东师大除与龙岩师专合作编辑出版《客家学研究》(先后共出了四辑)外，还组织了“上海首届客家学研讨会”(1991)，龙岩师专先后举办了有两岸和东南亚学者参加的“闽西客家学研讨会”(1992)和“首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1993)，赣南师院主导了“首次赣南客家学术研讨会”(1993)等；台湾方面则主要有相关教师开设客家方言研究课程，并参与社会上一些推介客家文化和争取客家权益的活动。两岸高校的这种客家研究趋势至90年代来一直平稳发展，期间尤值一提的是，华东师大由王东教授牵头并获得香港崇正总会资助于1996年开设招收两岸学子的客家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进入21世纪，两岸高校的客家研究及相关实践，已明显往更高层次和纵深发展。突出表现在：大陆这边，一方面由于客家学浪潮的不断推进和研究者水平的提高，一些高校如郑州大学、嘉应学院、赣南师院等已设立明确名为客家研究的硕士点；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社科规划部门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将客家研究列为重点项目，不少教师都申请到科研基金以从事相关课题的研究。台湾彼岸，由于客家人多年对本族群权益的抗争而使当局在各级设立了“客家事务委员会”，并每年有可观的经费扶持，因而不少高校都设立了客家研究机构(具体下文详述)，并频频开展有关活动，如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仅在2002年就举办了二场学术研讨会、三场学术座谈会(其中一场有两岸9所高校教师参加)，讨论的问题也比上世纪90年代及之前更加广泛而深入，特别是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已越来越受到重视[5]。
二、机构与刊物
两岸高校的客家研究盛况，还可从其设立的机构和创办的刊物中体现。大陆自上世纪80年代末先后由龙岩师专设立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室(后升为客家文化研究所)、华东师大成立客家学研究中心以来，至今至少有11所高校设立了专名客家研究的机构。
台湾高校设立客家研究机构则迟于大陆10年左右。当地最早设立这种机构的高校是中央大学，于1998年才开始筹备客家研究中心，而且正式设立则在一年以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在这方面发展很快，不仅中央大学于2002年10月设立了客家学院及客家语言研究所等，而且随后共有13所学校设立了20多个有关机构。
此外，还值一提的是，两岸高校还有些客家学生社团。这种组织，台湾比大陆产生的早并很普遍，最早这类组织是约于1980年成立于成功大学的客家民俗研究社，但“后来无疾而终”。然而，自1991年3月台湾大学成立“台大客家社”以来，先后有师大、政大、中兴、辅大、台湾科大、文化、淡江、交大、清华、新竹师院、静宜、台中师院、逢甲、台南师院、屏东科大、花莲师院等20来所高校成立了客家社(或名客家文化社、客家文化研究社等)。它们主要举办客语班、客家歌谣、演讲比赛及读书小组，制作美食、邀请专家学者演讲、举办客家周、夏(冬)令营活动及参与客语电台节目主持等。它们的成立，为客家界提供了年轻一辈的客家人才，一些学生毕业后投考客家研究所，撰写相关论文，有的投入传媒界担任节目主持，或作有关客家文化报道[7]。大陆在这方面却只有深圳大学于1989年成立的中国客家研究会，并且发起人和组织者还是中文系的教师张卫东等人。
刊物方面，两岸高校创办的共有四家。其中大陆有三家。
台湾目前仅有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主办的《客家文化研究通讯》一家。该刊创刊于1998年10月，每年出版一期，现已出版八期。前二期主编为赖泽涵，三、四期主编为傅宝玉，第五起期主编为黄萍瑛。前二期为内部交流，第三期开始以国际统一书刊号ISSN出版发行。所刊内容除少量学术动态和相关资料外，基本上都是纯学术文章。
除此之外，两岸高校还有些客家研究者参与编辑甚至主编当地其他客家类刊物的现象。如当前大陆福建师大的谢重光教授和厦门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孔永松教授，分别担任了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主办的以学术性为主的《客家》杂志的主编和编委，龙岩学院的陈弦章副教授和该校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张佑周教授，分别担任了龙岩市客家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通俗性刊物《环球客家》杂志的副主编和编委；台湾中央大学的罗肇锦教授担任了以有关客家时政为主的《客家》杂志的总主笔，等等。
三、比较及分析
当代两岸高校的客家研究交相辉映，共同为客家文化的弘扬、客家学的深化以及客家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作一比较和分析，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同也有异，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1、研究人员两岸都是客籍人士多，但非客籍人士作用也很关键。纵观客家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其参与者多是客籍人士，但部分的非客籍研究者，只要其没有偏见，所起作用都不同凡响。如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客家研究成果，远比一般客籍人士的论述更具深度和广度，不少还成为“客家学之父”罗香林(广东兴宁客家人)有关著述的立论参考和主要论据。当代两岸高校的客家研究者成份，几乎是这种现象的翻版，如前文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两岸高校从事客家研究的28个代表者中，客家人超过20个，其中台湾方面还是清一色的客家人。但是，那些为数不多的非客籍人士在有关方面所起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也非常重大甚至关键，如大陆如果没有史学家吴泽教授(江苏人)的倡议并率华东师大一些教师(多为非客家人)参与而具备应有名人效应和学术水准，当代客家学的兴起很可能推迟或者势头不会那么迅猛；台湾如果不是赖泽涵教授(闽南人)率先在中央大学筹备并首创客家研究中心和客家学院，其他高校的客家研究机构或许不会设立得那么快而普遍。此外，在众多客家研究成果中，吴泽提出的客家学研究方法及其学科建设设想[8]，王东(安徽人)提出的客家学构建理论[9]，刘丽川(四川人)论证的客家称谓成因及其地域时限[10]，等等，都是很有见地和创意，给人以很大启迪。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因为客籍人士具有执着和熟稔本族群文化的传统及优势，从而有更多的人投入对客家问题的研究；而非客籍人士则往往以学术专长参与客家研究，因而其出发点和观点都比较理性、专业和客观。
2、研究机构台湾较具规模和健全，大陆比较松散和务虚。从上文列表可以看出，台湾设有客家机构的高校比大陆的多，设置也比较健全和专业，有的高校除有专门的研究中心和学院外，还设有系、所；另外，研究领域和方向大至“国际”、“全球”，还具体分类到政治、政策、社会、经济、产业、文化、科技、传播、教育、健康等等，并且还连续招收学生和开设研究生班。大陆高校在这方面却相对单簿，据笔者了解，除了赣南师院和嘉应学院等少数几所高校的这类机构有专职编制和人员，并招收一些硕士生外，其它多是依附在相关系所而无专职人员，所以比较松散和务虚。这种状况与两岸不同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在台湾，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别是早期，省籍、族群矛盾没那么突出，而且还抑制本土文化的张扬，所以，90年代中期以前，专门研究客家的机构难得一见，但是，自推行本土化特别是民进党诞生以来，出于选举的需要，各党派对作为当地第二大族群的客家人的事务都有所重视，候选人在竞选中多会作出一些对客家事务建设的承诺，而客家人也借此积极争取自己的有关权益，于是，“到了2000年第二届民选总统竞选期间，客家政策更是提升到国家层次、全国范围的总统竞选政策内涵。”[11]这就是为什么从本世纪开始，台湾高校纷纷设立客家研究机构的根本原因。而大陆一些高校设立客家研究机构，却更多是受当代客家学浪潮的推动和出于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需要，所以，设立客家研究机构的高校，多是位于客家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而非客家地区的高校，也多是由该校担任相关系所负责人或有名望的客籍教师们发起而设立的。
3、研究重点大陆偏于历史特别是文化，台湾侧重政治经济和语言。比照两岸高校的客家研究的重点和成果，也可发现有一些不同，其中大陆明显偏重于客家的历史源流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研究，象政治、经济等方面很少有人研究。这点，从其设置的机构多为“客家文化研究所”就可见出一斑。台湾高校的客家研究，虽然从其机构名称看涉及很多方面，但实际上多是主要围绕为争取客家权益与发扬和保存客家语言文化服务，且不说政治、政策、社会、社区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属政治的范畴，就连教育和传媒的研究，也多是因适应本土化而为中小学校开展母语教学和传媒界宣传客家的需要。这点，我们还可从其有关研究成果中得以佐证，如近年来台湾出版的最重要的客家研究丛书——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2年出版的《台湾客家族群史》一套9部，除“总论”和“人物篇”带有综合性质外，其余6部中唯独关于政治、经济和语言的“产经篇”、“政治篇”、“社会篇”、“语言篇”是高校教授担任召集人并作为主要作者[12]。这种状况，与两岸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趋于理性，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弘扬和对特色文化品牌的打造，所以，加强对客家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便成为包括高校客家研究者的工作重点；台湾则自党禁开放和推行本土化以来，一切都与政治扯上关系，连许多高校包括客家研究的学者都热衷于政治，象台湾大学首任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邱荣举、中央大学客家语言研究所所长罗肇锦，还分别是“12·28还我母语运动”的总领队和现任“行政院客委会”委员，因此，当地高校的客家研究难免着上鲜明的政治色彩。
注释：
［1］1992年，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在香港召开，有来自美、英、法、澳、日、瑞典、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共74位学者参加和报告了70篇论文，并随之成立了国际客家学会。此后，不仅由国际客家学会主导或参与的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每隔二年甚至随后来变成每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都要举行，而且各地各高校也常常举办规模、规格和主题不一的各种客家问题研讨活动。
［2］邱荣举：《台湾大学决设客家研究中心》，《客家》杂志，2006年第10期，台湾。
［3］见吴福文《客家史研究的历史进程》，《赣南师院学报》1992年增刊“赣南客家研究专辑”。
［4］杨宏海创办《客家民俗报》于1984年，其《黄遵宪与民俗学》刊于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第二辑(1987)；吴福文于1985年应中央电视台之约撰写电视专 题片《客家风情》(播出时以《中原儿女》为题)，并于1986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艺季刊》发表《客家歌谣民俗价值试探》和在福建人民出版社与人合作出版《闽西风物志》。
［5］《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2002年重要活动纪要》，《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五期(2003年，台湾)。
［6］参阅邱荣举《台湾大学决设客家研究中心》，《客家》杂志，2006年第10期，台湾。
［7］徐正光等：《台湾客家族群史·社会篇》，台湾文献馆(2002)，第162至170页。
［8］见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9］见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1996)。
［10］见刘丽川《深圳客家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11］徐正光等：《台湾客家族群史·社会篇》，台湾文献馆2002版，第241页。
［12］“产经篇”召集人为清华大学的张维安，“政治篇”召集人为台湾大学的萧新煌，“社会篇”召集人为“考试委员”，曾于1987-1991年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的徐正光，“语言篇”为时任新竹师院教授、现任中央大学客家学院教授的罗肇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