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生活于商末周初的周公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他，辅佐文王开拓疆土，制定了灭商大计；文王死后，他又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创建了周朝大业；武王死后，他又辅佐成王治理国事。东征平叛，营建洛邑，大行封建，制礼作乐，为统一中华版图，创立中国国学——儒学文化，建立了丰功伟绩。所以，唐玄宗以前，历代均称他为“元圣”（即第一大圣人）。可是到了唐玄宗登上李唐皇帝宝座以后，由于他大反女皇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政治需要，竟不顾历史事实，凭借着他的皇帝淫威，下令全国，把历代称谓的儒学“周孔之道”改为“孔孟之道”，没有周公的份儿了。到了清朝，清朝的今文学家们，为了能使自己登上儒家圣坛宝座，受人尊拜，也长时期内，不顾历史事实，大肆捧孔、尊孔，导致后来的中国乃至世界只知孔子而不知周公的历史错案。今天，党和国家一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认为，现在该是恢复周公姬旦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为此，我们特将《周公姬旦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整理宣传于后。
一、创立分封制度，实现全国大统一
据《史记》记载，夏启之前，尧、舜、禹各代实行的是禅让制。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均是这种让贤制度。可是，到了夏启之时，这种让贤制却实行不下去了。据《夏本纪》、《殷本纪》记载，夏启、商汤登上帝位，均靠的是众诸侯的拥戴而立。让贤制变成了夏商王朝的家天下。国王与诸侯国之间，不是紧密的上下君臣关系，《尚书·泰誓》说而是“友邦”、“邦国”的关系。夏商历史证明，这种诸侯拥戴帝王制的最大危害是：诸侯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很难听从国王实际上是盟主的指挥。经常是叛乱不断，闹独立称王。《左传》昭公十一年即记载说：“夏桀伐有缗而丧其国，商纣伐东夷而损其自身。”严重影响着国家的巩固与统一。鉴于此，武王灭商建周以后，周公即认真总结夏商两代各诸侯邦国不听盟主指挥、各自为政闹独立的治国教训，建议武王改“诸侯拥戴帝王制”为“帝王任命分封诸侯制”。《礼记·王制》说，周公将殷商时期的三千多个诸侯国，压缩后分封为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其中周姓诸侯占有七十余国，而且还是分封在东都成周城的周围，以作“屏障”。以后，各代均沿用周公创立的任命分封制度，保证了中华版图的大统一。
对于周公创立的分封制，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王玉哲教授这样评价：“西周对各诸侯的分封，一开始就与周王维系着上下级的君臣关系。周王对诸侯国有巡狩、保护的权利，诸侯国对周王有贡赋、朝聘的义务。这种关系一直不断，使后来的中国成为一个地大物博、统一集中的东方中华大国。如果没有西周周公创立的分封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由于没有创立像周公这样的任命分封制，而使后来西欧国家形成了多个小的城邦国。”这个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不能不记在周公姬旦的名下。（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二、制礼作乐，创立儒家学说
什么是儒学？《辞源》解释说：儒学，是儒家学说的简称。李学勤说，儒学的核心是儒经。儒家学说的最早载体即是《周礼》、《周乐》、《周易》、《诗经》和《尚书》“五经”。到唐代又才增添为“十三经”（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那么，这最早的儒学“五经”又是谁人创作的呢？孔子自己曾在《中庸》一文中说过是周公创作的。他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以周（公）。”史载，周武王克商二年后，患病去世，这时成王年幼，不能主理国事，周公便遵照武王遗训，代理成王摄政当国。所以，他是既有位，又有德，为安定天下，创作“五经”惟是他的份内之事。其他人是没有资格创作礼、乐“五经”的。关于这点，东汉书《汉志·六艺》一文就说：“‘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也。”孔子也一再强调，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见《论语·述而》）。
那么，今天怎么有人会说：“儒学‘五经’是孔子所作，儒学创始人是孔子呢？”
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这是唐玄宗搞的历史错案。在唐玄宗以前，史书皆说儒学的创始人是周公而非孔子。儒家的排序是：周公在先，孔子在后。如《孟子·滕文公上》一文就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明确指出：周公和孔子是一个儒学之道。又如，《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州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祭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旧唐书·礼仪志》也载：“唐高宗显庆二年七月，依令：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高宗死后，皇后武则天当政。因她系周人后代，崇尚周公之治，在洛阳即把李唐天下改为武周政权。天授三年，她追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周公、孔子位置还是没有改变。可是到唐玄宗李隆基登上李唐皇帝宝座以后，情况就变了。他极力反对武则天“改唐为周”，故又“废周正唐”。他为了在政治上肃清武则天的影响，就在全国大肆抹杀周公。他说：“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孰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夫子者也。……孔子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于是，他为了使孔子“崇峻”便大肆否定周公，竟不顾历史事实，硬是下诏全国：把周公“先圣”尊位改为孔子。把周公的“褒德王”位置追赐给孔子为“文宣王”。并下令全国说：“宜补坠典，永作成式。”即任何人以后不得改变。之后，宋朝、明朝，均按唐玄宗的定式照办：各级学校，只祭孔子，不祭周公。到了清朝，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考证说：“清朝的今文学家们，如皮锡瑞、康有为、廖平等人，为了尊孔的需要，他们连孔子自己说过的话都敢推翻，不仅说‘六经’为孔子所作，而且还说文字也是孔子所创，他们把孔子神话了，这是不对的。”（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李学勤先生这些话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如《左氏春秋传》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这年是公元前551年。可是在鲁襄公之前的鲁僖公二十七年，即孔子出生前的公元633年，就记载有晋国中军将领郤縠不但熟读《周礼》、《周乐》，而且还精通《诗经》、《尚书》的事实。所以清人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一文中就驳斥皮锡瑞、康有为、廖平等人说：
孔子来生，已有六经。
孔子之生，不做一经。
孔子既生，自明不作。
朋友们，请看！以上就是历史的事实。今天，《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我认为，这个历史错案现在该是加以彻底纠正的时候了。
三、提倡“以公灭私”，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
什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曾在德国学成归国的北京大学著名哲学教授季羡林于1994年12月6日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文章说：“人类文化基本上有两大体系，即西方文化体系和东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是以希腊、罗马为代表；东方文化是以中国儒学为代表。西方文化的特点是讲分析，讲个体，讲个人自由。他们有句名言叫‘不自由，吾宁死’。而东方文化的特点则是讲综合、讲整体的。我们有句名言叫‘以公灭私’。为个人的利益而死是轻于鸿毛；为集体、为人民、为国家的利益而死则是重于泰山。”
那么，这种“以公灭私”、为集体、为人民、为国家的利益的整体思想究竟是谁最先提倡的呢？据查，是长期在洛阳主理国政的周公姬旦。西周初期的《尚书·周官》一文记载说，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成王向众多官员宣布说：“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要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这段话的意思是：“喂！在位的各级官员们，你们听着，你们要听从周公的教导，认真办好你们份内的公事。发布命令要慎重。命令一出，不许违抗。你们都要以公心去灭掉私心，干好自己的公事。这样，全国的老百姓都会跟着大家学习。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全国的良好风貌。你们要学习古人，办好公事，这样，你的政事就不会出乱子。”
周公提倡的整体精神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他教导大家，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如《尚书·金縢》一文记载：武王克商后二年患了重病，周公惟恐武王死去。想发扬仁爱精神代替武王死去。于是，他便筑了三个祭坛，手拿玉圭和策书，向先王祈祷。在这篇祷文中，他提出了“予仁若考”这句名言，中国史书第一次出现了“仁”字。从《尚书》全书来看，予者，应是我也；仁者，互敬互爱也；若者，如似也；考者，父死曰考。意思是：我周公姬旦，提倡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就如同我们死去的父亲文王一样。之后，孔子解释说：“仁者，爱人也。”
周公塑造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第三个证据是：他提倡家庭团结，父慈子孝，兄爱弟恭，四邻和睦。《尚书·康诰》即记载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去卫国上任时的劝告。他说，商朝人的最大“元恶”就是自私自利。“子不衹服厥父事，父不厥慈子，弟不恭厥兄，兄亦不友于弟”。你上任后，一定要教育商人改变这个最大的恶习。
从上可证，中华民族的特有的、不同于西方人的传统精神风貌确是周公首先提倡后人又不断宣传励行的结果！
四、提出“天不可信”，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思想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夏商二代，人们是非常迷信鬼神和天命的。《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安阳殷墟发掘出大量的甲骨卜辞，即是有力的证明。商纣王经常对人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见《殷本纪》）他们认为，人们的一切都是由天命鬼神安排的，这就造成了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很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商朝灭亡后，周公认真总结了夏灭商亡的教训，他在《尚书·召诰》一文中总结说：“我不可以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亦不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夏殷不其延，惟不敬其厥德，乃早坠厥命。”意思是：我们周人，不可以不以夏朝灭亡为借鉴，亦不可以不以殷朝灭亡为借鉴。我虽然不知道夏朝天下和殷朝天下有多少年，但我从夏灭殷亡中看到，夏商的灭亡，绝不是什么天命不天命的问题，而我惟一所知的就是他们不敬德，不爱民，才造成他们早早地灭亡了。什么是德？《管子·正篇》说：“爱民无私曰德”。《逸周书·王佩解》也说：“德在利民。”也就是说，夏商的灭亡，并不是什么天命不天命，完全是他们迷信根本就不存在的天命、残酷压迫剥削人民造成的。于是，周公号召周人要“疾其敬德”。他说：“天可不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尚书·召诰》）我们只有实行爱民、保民、亲民的政策，才能使我们周朝天下长久地延续下去。他又提出：“无永远念天威，惟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见《尚书·周书》）意思是：我们周人不要永远念叨上天多么伟大，多么有威力，其实惟有人是最伟大、最有威力；老天爷看一切要从老百姓中去看；老天爷听一切要从老百姓中去听。老百姓要想得到的东西，老天爷也必须服从。所以，我们周人执政的好坏，绝不要从水中去看，而要从普通百姓中去看。周公还认为，国家发展要依靠人民，国家发展要为了人民。周公创作的《周礼·大司徒》一文即载：发展经济要“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即：要使全国各阶层群众都要得到实惠。请看！周公在三千年前制定的治国思想是多么全面、多么正确、多么先进呀！
五、改革牺牲制度，促进社会快速发展
什么叫牺牲？通俗的说，古代的牺牲就是祭祀鬼神、祖先用的供品。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夏商之时，统治阶级祭祀天神、祖先是非常野蛮残忍的。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记载：殷人祭祀天神、祖先，要用人头作为供品。每次杀人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上千人。安阳殷墟一个祭祀坑中就发现有人头一千多个。众所周知，人，是生产力中的第一大要素。把好好的人杀了，就等于把生产力“杀”了，因为人是社会财富惟一的创造者。
周公灭商后，认真总结殷商乱杀人、破坏生产力、阻碍社会发展的教训。《尚书大传》说：“周公于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和合四海。”即：周公营建洛邑，代成王摄政以后，即在洛阳改革了商朝的年历制度和祭祀天神、祖先的牺牲制度，变用杀人砍人头作供品为杀猪、牛、狗作供品。
周公不但不杀周人，而且还保护殷人不被杀害。西汉《说苑·贵德篇》记载：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俘虏了几十万殷商顽民。武王先问姜太公处何处置。姜太公说：“按照过去的惯例，全部杀掉，不留后患。”武王又问召公。召公说：“依我看，有罪的杀掉，无罪的释放。”武王为慎重起见，又问周公。周公说：“依我意见，我们要‘惟仁是亲’。殷人之罪，罪在纣王一人。要使殷人改过自新，我们要给他们房子住，要给他们田地种，要给他们创造经商买卖的条件。只把商纣王一人杀掉即可。”武王听了以后，非常赞同周公的意见。说“周公心胸真广大呀，真是治国平天下的英才呀！”于是，武王就把俘虏来的几十万殷商顽民全部迁到洛阳来，交由周公改造、教化。以后历史证明，周公保护殷民、改造殷民的作法是正确的、有效的。这十几万殷民来到洛阳以后，不但为周人修筑成周城服务，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还为西周政权的巩固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这个伟大的历史功勋，我们也不能不记载在周公姬旦的名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从古代历史上看，周公对中华民族所作的上述五大贡献，无人可比。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中国；没有周公，就不会有后来的孔子；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中国的儒家文化；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周公，确是中华民族之魂；周公，确可称得上古代的中国国父！
作者：张战弓原系洛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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