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

　　孔孟儒学与当代民营企业管理

　　李文义

　　孔孟儒学的人文思想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企业界人士的关注，因为它所强调的“仁”“礼”互含、德刑并重，“人”为中心，“正己正人”、“家族”、“信义”等观念，在管理导向、载体、手段、途径等方面，对当代的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仁”“礼”互含与企业管理制度及文化建设的契合

　　孔孟儒学从论证仁礼互含开始其思想体系的架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仁是自“孝”、“悌”开始的。以此为出发点，孔子强调实践过程中的毅力和决心，即“克己”功夫，克己的最终目的是复礼，在克己的过程中实现复礼本身也就体现为“仁”，所以说“克己复礼为仁”（2）。“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3）“仁”由家族内的“孝”、“悌”进一步扩充到族外，成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这个准则是通过具体的道德规范来实现的，实现这些规范就是“仁”的要求，而所有这些规范无不集中于一点，这便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4）这里的爱人决不仅限于对亲族内部成员的爱，而是对普天之下一切人有关爱之心。

　　当然对仁的践履更应体现于外在的事功中，孔子曾赞赏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5）这种“仁”的实践理性就是“复礼”。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6）“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7），把那种亲情原则扩展开来，用之规范社会人伦，这就是“礼”。孔子的仁学既从“孝”、“悌”出发，借助于人的主观努力向家族之外的人推达，于是因着具体对象的不同便引申出忠、敬、惠、恕、友、信等一系列具体概念，这些具体概念本身就蕴含等级观念的差别，这就是说“仁”本身就具有确认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意义，即意味着它被援入了国家政治范畴。“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8）把孝悌、仁德贯彻到国家政治中去，这说明“礼”本身就容纳了“仁”，确认了“仁”，对“仁”的追求就是对“礼”的遵守。这说明仁和礼这两个概念都以某种共同的东西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人性。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9）。“性相近”使讲“仁”于人成为一种可能，“习相远”使讲“礼”于人成为一种必要。“仁”讲人之为人的本质追求，它从人自身开始，通过个体的努力，由家族成员之间的“孝”、“悌”、“慈”，而推广至整个人类这一扩延了的家，这种推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爱心，“爱”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对爱的向往本身便是人性的要求，可以说是人性本然。对这种本然人性的保护，是人道世界和谐的必然性要求，它除了每个个体自觉的努力追求，还需要一种外在的规范，这就是“礼”。它存在的前提是因为“习相远”，它把人的追求直接指向了对人的自然欲望的提升，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人道世界的和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10）显见，仁和礼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它们分别指向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礼由于源自人的爱心，是以人的亲情孝慈心为基础，因而以强制性为表现特征的它，在发挥作用时，就时时处处带有浓烈的伦理色彩和充满人情味；另一方面，由于仁的最终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1），“修己以安百姓”（12），它所强调的个体自觉努力，就因为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带有某种强制性。仁和礼由是构成一个双向互含的统一体，仁着眼于人性的积极面，礼着眼于人性的消极面，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二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合二为一，整合为一体。

　　儒学这种仁礼互含的思维模式给当代民营企业的文化和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模版，这里“礼”体现的是制度层面的东西，“仁”体现的是深层文化层面的东西。不管制度还是文化，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为基础，这就是“爱”。当代民营企业管理过程中，许多经营者把制度和文化分成两层，并把它们对立起来、孤立起来，结果发现文化和制度成了不相容的东西，结果其所谓的企业文化建设非但没起到完善企业管理的作用，反而破坏了制度的规范性。孔子关于仁礼的关系，带给目前民营企业管理者最大的启示是，在企业管理中，制度和文化并不是相互分离而是合二为一的。建设企业文化应该从员工最基本的人际交往规范中吸取营养，立足于员工最基本的人伦规范中去，制度的制定应体现对员工的爱心，制度应以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目出现，让员工可以自觉接受或者愿意接受。当一种制度成了员工的一种自觉地追求，被赋予一种高尚的目标并成为员工的一种习惯，它本身也就成了文化。制度的制定必须立足于员工的发展，立足于员工日常人伦中可感知的东西，这样制度本身也就容易接受，制度和文化的结合也就有了契合点。

　　二、以“人”为中心与民营企业管理的立足点

　　《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间万事文物，人最高贵，人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和根本。孔孟提倡仁道，推行仁政德治，其根本的目的和手段就是“爱人”。只有“爱人”，亦即重视人的因素，才能治理好“千乘之国”。这样，孔子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萌芽的时期，首先把管人的问题看做管理工作的重点，重视人的因素构成了孔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孔孟儒学在管理中重视人的因素，首先表现在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即把被管理者作为人来待。孔子认为“仁者爱人”（13），虽然不是把一切人都看作同等的，“爱人”也不是要对一切人同样的爱，但是显然不主张把任何人排除在爱的对象之外。他还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4）即人的才能能够把道发扬光大，不是道可以把人的才能扩大。可见，在孔子对人的认识中，人的主体性已昭然若揭。重视人的因素，其次表现在孔子提倡用人道的方式进行对人的管理。孔子一方面大力宣传提倡仁政德治，一方面坚决反对用虐杀等不人道的方式进行强制性管理。如“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15）认为符合人道的社会管理，要在“度于礼”、“厚施予”、“省刑罚、薄税敛”、“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还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16)认为只有普遍推行符合人道的德管理方式，才能真正使一方臣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7）因此在孔子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8）虽然孔子的这种仁政德治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却给我们今天的社会管理寻找一条积极的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要用人道的方式进行管理，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另外，孔子还认为管理首先应解决人才的问题。他指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因此，要想管理好国家，使之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必须拥有众多的人才，并发挥其作用。但同时孔子认为人才难得，他曾慨叹“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19）因此他特别重视“得人”的问题。应该说，孔子这种重视人的因素的管理思想，对当前实现民营企业管理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因为重视人，所以孔孟儒学强调对民众的教育。孔子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主张为政必须以“教民”为先。“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戒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20）。他提出，先让老百姓能够富裕，百姓富起来之后还需要进行教化。教化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作为管理者首先要学习。他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21）主张“学而优则仕”。（22）并进一步强调不如此则只能是误入子弟。如有一次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23）孔子的管理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24）“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25）孔子难能可贵的主张要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分别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对管理者的教育，主要培养其从政能力。在《论语》中，孔门弟子向孔子提出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从政。如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甚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6）孔子在对管理者进行教育的同时，还积极地对被管理者进行有关的岗位责任教育。他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7）其含义为：如果民众可以被役使，就任其去行动罢了；如果民众不可以被役使，那就要教育他们。对被管理者进行教育的目的在于达到“小人学道则易使也”，（28）主要是进行依附式人格的教育，要求被管理者做到：其一、忠于职守。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29）“思不出其位”，（30）要明确其职责范围并尽职尽责。其二、勤奋工作。要求被管理者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知疲倦。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31）其三、精益求精。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32）如要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就应不断的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其四、不计名利。孔子认为做工作应该先将贡献后讲索取，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名利。做到“先难而后获”（33）、“先事后得”（34）。其五、尊重领导。孔子主张“臣事君以忠”，称赞子产“其事上也敬”（35）。

　　孔孟儒学强调要重视人的因素并由此而强调对人的教育，这从几个方面给企业管理者提出了要求。首先，必须重视人的因素；其次，管理者要想管理好企业必须以身作则，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道德及管理水平；最后，还必须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如果只单纯讲以人为本，而不去提升员工的价值，没有对员工适合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没有对员工的系统培训，那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按照孔子的说法那叫使用没有接受训练的民众去参加战争，必然招致败亡之祸，是无异自弃其民。

　　三、“修身正己”与民营企业管理手段

　　当代西方管理手段，其核心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如何领导；二是如何激励；三是如何影响。这三种管理方式，保证如何影响最难见绩效。因为影响力的发挥，要靠管理者个人的威望。个人威望的建立除了需要时间、地位、信誉个人名望为后盾外，更需要个人的品德、学识、才华等等。在当代企业建设中，如何通过管理者对企业职工发生影响，从而增强企业凝聚力，完善企业的管理，一直是一个为人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突出企业经理人的威望方面，尤为重视领导者个人的品德、学识、才华等因素。因为作为企业领导者，他能在方方面面影响其部属，其影响时常会使企业员工形成一致和统一性的行为模式，比如思想、仪表、习尚、服饰和谈吐等等。所以就企业领导者来说，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以施于部属更多良性的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在这方面，孔孟儒学能为人们提供积极有益的思想资料。

　　儒家的管理思想一言以蔽之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6）“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欲正人何？”（37）管理的前提是管理者先要“正”。“正”是发挥权力和影响力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正”呢？是“修身”。《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才能“正”。儒家对“修身”的重要性看得极为透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38）因为下属以上层领导的风尚为风尚，所以领导者本人自然也就决定了其统治基础如何。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9）修身也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40）从制度标准来看，领导者个人躬身践履，这自然给下属以表率作用，对于领导者制定的规章制度，既然其本人坚决执行，那么员工还有什么理由不执行呢？这就是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41）

　　上行下效的影响，在任何组织内都是必然的，“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官中多饿死；长安好高髻，四方为一丈；城中好宽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42）那么怎样实现良性的影响力呢？首先必须懂得“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43）在这个前提下强调“仁政”、“德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44）为赢得部属的尊重和信赖，必须尊重他们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们希望的尽量满足，对他们不希望的尽量铲除，这就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45）自己不希望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及所不欲，勿施于人”，（46）把自己和别人一视同仁。“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之也恭，其事上也敏，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47）不仅自我检点，做事敏捷，更要对部属以宽大理解的态度，给他们以好处，指使他们不要超过制度标准。

　　就民营企业来说，经营者是企业基本价值准则的设计者、倡导者，他们应通过自身的价值取向、行为感召力影响企业职工，对其产生榜样效应，促使员工对企业基本价值准则的认同和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共识，从而产生不尽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保证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快速提高。目前有不少民营企业管理者在这方面的做得很不够，管理者的短视心理和过于自我中心，严重影响了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另外许多管理者泰罗制式的管理方式，也造成了领导者与员工的疏离。根据孔孟儒学的“正己”观念，管理者应先意识到“修身”的重要性，然后采取实际措施规范自己，以身作则，公正无私，劳而无怨，忠于职守，对工作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样才能处理好自己与员工的关系，自己的影响力也才有良好的效果。至于如何正己，儒家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道德修养思想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通过修身，最终到治国、平天下。

　　四、“孝”“悌”—家族观念与民营企业凝聚力的加强

　　孔孟儒学的家族伦理是从父母、长辈、兄弟姐妹的关系开始的，并由此生发出去及于朋友和他人，家族主义和家族本位是儒家文化核心出发点。家族本位就是以家族团体为依托，通过家族与社会发生关系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和文化观念。家族本位的建立首先是从“孝”、“悌”开始的，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48）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49）孝悌是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可缺少的，因为任何人都有家庭，对父母你是子女，对子女你是父母，因而或孝父母，或被子女孝，悌也同样。所以孔孟儒学认为孝悌为人的根本，如果这个根本动摇，本不立，那就无法学道，所以人们任何事业的基础都是自孝悌开始的。《大学》曾提出“为人子，止于孝”，其实儒家的理解远远大于这一解释。孔孟儒学强调，孝应开始于事亲，推至于事君，最终是为了“立身”—一个自我的完善，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都包罗无遗，而且修其治平之道都离不开一个“孝”字。“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迷及其亲，敢不敬乎。”（50）“孝”即广泛又严格：日常的言行—“居处”，要庄；对待上司—“君”。要忠；担任公职—“莅官”，要敬；与朋友交要信；参加战斗，要勇。这样囊括了一个人公私生活的所有行为。所以以“孝”为起点建立起的儒家家族制度，首先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治、谦恭、明确的义务，对父母感恩图报和对师长的谦逊尊敬。这是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如同宗教一样，给人一种社会生存和家族延续的感觉，从而培植了家族的荣耀感。这种制度突出强调以家族团体为依托，从而是个人主义、个体本位的反动。由这种家族主义出发，使得成员不可避免形成强烈的家族团体认同意识与归属感，只有归属团体，个人心理才能得到平衡。既然家族团体是由“孝”、“悌”维持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51）孝悌为“仁”的基础。可见家族团体不仅是靠亲情维系，而且又是靠每个成员的理智、克制精神来实现的，儒家的“仁”体现的就是人的理性自觉精神。由家族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突出特点：如1、人际关系体现着浓重的人情味；2、富有理性精神，对团体的责任心，献身精神；3、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分子多具有超越自我，为他人为团体而存在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使中国人很注重现生、现实、现世的努力及其社会评价，讲究自重自爱的人格精神。

　　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如何根据文化对人的影响采取有效的管理方式，促进企业发展。日本企业在借鉴孔孟儒学管理思想时曾总结出自己成功的经验：1、“以人为本”，强调团体认同。2、所有者、经营者与雇佣者不分立，使经营者和雇佣者对企业认同，确立企业是“我们的”观念。3、采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前者指从进厂到退休终身为一个企业雇佣；后者指不按能力而按年龄、学历与本厂的工龄支付工资晋升职位。终身雇佣制迎合了东方人家族内幼有所托、老有所归的稳定性稳定感，年功序列制则使员工对企业产生深深的认同感。日本企业这些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如何挖掘儒家文化遗产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企业精神，无疑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对民营企业而言，大多数管理者最感头疼的是员工的向心力问题，如何培养员工的忠诚度，儒家从基本的孝道做起并以之延伸的管理理念很值得借鉴。

　　五、“信”、“义”观念与民营企业管理形象塑造

　　企业有没有良好的企业形象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形象一般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产品的形象和信誉与组织的形象和信誉。其中组织的形象和信誉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处理与社会公众关系时所形成的，它反映出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外部公众对企业经营者的信赖关系，属于较高层次的信誉和形象。本来，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是企业长远利益的体现，是企业长期发展所必需的，然而却有不少企业因为急功近利而忽视了它，更有甚者甚至用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用坑蒙拐骗手法来获取暴利。这种不道德手段就是缺乏信义观念所致，其结果是难逃法律制裁，并最终遭到公众唾弃，从而使自身发展举步维艰。其实，企业经营与人际交往一样，信义是其生存之本。孔孟儒学从个人道德修养出发，提出了与人交往的“诚”“信”、“义”原则，认为人道的具体内涵是“礼义辞让忠信”（52）。所谓“信”即诚实信用。把处理人际关系的一般准则运用到朋友关系上，运用到为人处世的方式上，就具体化为“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5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4），信是贤者应有的品德，所以应该“敬事而信”，“谨而信”（55）。孔孟儒学把“信”作为人德中的一德，给与较高的地位，甚至认为“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端也，善之主也。”（56）然而“信”却离不开“义”。所谓“义”是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准则，为人讲信并非无原则的信，而必须符合义的要求。孔孟儒学重“义”，以“义”为立身之本，提出“君子义为上”（57），由此引出著名的“义利之辨”。虽说孔孟时代人们还不可能有明确的市场经济意识，但是那时人们对见利忘义的事情早已耳闻目睹，正为此，儒家才倡导“见利思义”、“见德思义”（58），在义和利有矛盾时，重义轻利。这并不是说儒家不重利，因为孔子曾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9），对求利求富之举并不一概反对，只是强调“义然后取”，如果不具备义的前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0）。孔孟儒学这些信义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影响了一大批士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针对当前有些企业在竞争中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行为，重新审视这些观念，显得特别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如果仅把目标集中在为企业获利而经营管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有经营战略思想，为企业长期发展规划设计，重视企业形象塑造。企业经营要着眼于振兴民族经济，为全人类谋福利这个高度，从消费者利益出发，通过适应群体关系和管理道德的经营管理体制，实现其理想中的体现“义”之精神的企业行为，以完成“义与富并存”的实践，塑造自己良好的企业形象。《大学》云：“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讲信义，以非正当手段经营者即使能获利，也不会持久，唯有信义并举，时刻以公众利益至上经营，才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当然，孔子讲诚信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作为管理者必须取信于民。他认为，“人无信不立”、“民无信不立”（61），对部属讲诚信是管理者的基本道德。因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62）。虽然现代企业经营环境在不断变化，管理者在理念、业务知识和综合能力方面在不断变化，但是他们基本的道德理念尤其诚信理念，一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孔孟儒学对民营企业管理有积极参考意义的思想观念，远不止我们所提到的这几点，事实上儒学的许多思想观念无不深深影响着目前的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员工。我们现在许多民营企业管理者经常走入的一个误区是，误以为只要接受了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管理理念就能管理好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我们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因为水土不服。事实上孔孟儒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已经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积淀深深影响着国人，而且内化于人，成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宗教观念等等，而目前许多企业推崇的管理思想往往只是外国教科书上现成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它很难有长久的生命力。如何做到使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能为我所用，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借鉴其原理，再用中国人习惯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为使其有更好的可接受性，立足于我们日常的道德伦理，从孔孟儒学所倡导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入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所以我们探讨孔孟儒学与当代民营企业管理的关系也是本着此一理念，以为引玉之砖就教于各位同仁。

　　[注]

　　（1），（6），（10），（48），（49），（51），（53），（55）《论语·学而》

　　（2），（4），（13），（34），（36），（45），（46），（61）《论语·颜渊》

　　（3），（9），（24），（28），（57）《论语·阳货》

　　（5），（12），（30），（40），（58）《论语·宪问》

　　（7），（27），（29）《论语·泰伯》

　　（8），（18），（26），（54）《论语·为政》

　　（11），（17），（33）《论语·雍也》

　　（14），（32）《论语·卫灵公》

　　（15），（16）《论语·尧曰》

　　（20），（22），（31），（37），（41）《论语·子路》

　　（21），（23）《论语·先进》

　　（25）《论语·子张》

　　（35），（47），（62）《论语·公冶长》

　　（38），（43）《孟子·滕文公上》

　　（39），（44）《孟子·离娄上》

　　（42）《后汉书·马援传》

　　（50）《礼记·祭仪》

　　（52）《荀子·强国》

　　（56）《左传·襄公九年》

　　（59），（60）《论语·述而》